最早发现这个“端倪”，是因为一篇文章《960万年轻人改变成都》，文中提到，在成都的一个分享会上，“嘉宾之一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灵子，偶然来到成都以后，决定在这里做自己的田野调查。这一做，就是一年多，灵子几乎也活成了半个成都人。”
于是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灵子，写了的故事。灵子具体的“田野”在三圣乡敦壩，随着敦壩的落幕，她的研究也结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又严肃好玩。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不时听到有人说“我在成都做田野调查”。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他们一头扎进成都的大街小巷，待上一年半载，身上有一种新成都人兼半个本地人的气质（对成都的东南西北摸得门清）。
他们的调查有一个特点：关注成都的当代社会、文化、经济现象，比如社区治理、公共空间、文化社群、文化产业、民族交融等等。每个课题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甚至一本书。成都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正在为各路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样本。
当然，这也许是一种“视网膜效应”，即当你对某方面的关注增加时，相同的事物就会在你眼前不断出现。就好像大数据推送，可能有认知偏差。但不管怎么说，就肉眼所见，确实有不少人在成都做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阿博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2021~2022年期间，他在成都待了近一年，做社区和文化空间的田野调查。他来成都是导师推荐的，因为“成都这几年在社区治理上有挺多创新。”在此之前，他只来成都旅行过一次，从历史学家王笛的书中了解过这个城市。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成都的独立书店。在成都街头，他看到许多像文化沙龙的书店，这些书店不仅卖书、卖酒，还是餐厅、咖啡馆，也做各种文化活动。他觉得很有意思，四处去参加活动。
每到一处，就在地图上做一个标记，最后地图上是密密麻麻的点。于是他写了一个研究计划，关注点从也社区转向了文化空间。
·阿博（中）参加“都是朋友”聊天会。这种跨学科的讨论吸引了大量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从线下空间衍生的线上社群跨越了空间的阻隔，形成了“去根据地”的共同体 ©阿博
这些密密麻麻的活动，跑一圈下来，他发现数量之多，“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他去深圳调研，让朋友推荐文化空间。朋友说没有，在深圳，大家都是来搞钱的，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过他觉得深入发掘的话，肯定是有的，只是不如成都那么“红火热闹”。因为“深圳有精力去筹办活动的人就少，持续参与的人也少，房租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阿博在山东大学上的本科，在济南生活了4年，他觉得这种公共文化空间式的书店在济南也不多见。“济南的书店就是书店，不会想在里面搞点什么。济南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不太会营销，缺少一些视觉上的冲击力。”
在他看来，成都的一大特点，就是视觉感官性很强。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一个街边火锅店，设计感都很强，很抓眼球。“成都人比较在乎做出来的东西够不够美，够不够有艺术感。”而在香港，很多独立书店都难以为继，更不可能像成都一样沿街开店。
所以，成都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像生态学里的“小气候”，包含悠闲、低成本和包容度等因素。阿博在调研过程中，反复听到“包容”这个词。“这个特别重要，但很难去聊，因为没法用工具来测量。”
人们口中的包容，其实就是指成都对亚文化的态度。“据我观察，成都确实对亚文化、非主流的东西接受度蛮高。一个表现是‘着装自由’。在成都，女生穿着性感或者文身，没人太在意。”这样的“小气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导致文化活动的繁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的宣传引导。”
在活动中，阿博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有做IT的，也有北大经济系毕业的，他们在成都组织读书会或做公益。这些人并不是已经没有物质需求了，只是正好对这种非功利的事情感兴趣。
“它能够在这个城市发生，说明这个城市能够提供一定的空间。”这种选择本身，阿博觉得有意思，“这些看似不同的故事，背后都是年轻人的焦虑、痛苦和挣扎。”
阿博曾这样阐释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成都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不是因为地域、年龄、性别聚在一起，而是因为思想、观念或者困惑，寻找一种支持的网络。一个城市能够提供的支持网络越多，就越包容。这些文化空间，对于理解成都，以及其他城市具有同样的意义。
年轻人的汇入，让成都变成丰富多元。但阿博也注意到，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这种多样性也在消失。“除非有什么方式能够保存这种多样性，经济的发展、高薪的岗位、人文的优势……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得不离开。”
如果傍晚路过高升桥，就会看到跳藏舞的人。他们有的穿藏装，有的穿便装，有汉族，也有藏族，还有漂亮的藏族小姐姐领舞。比起一般的广场舞，这里似乎更有特色，它既传统又新潮，既熟悉又陌生。
许多人都忍不住停下来围观，陈丁漫就是其中一个。她是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的老师，人类学硕士、民族学博士。
她从2018年开始关注藏舞在成都的传播。她研究藏舞，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很重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觉得很有意思，“雪域高原的藏族民间舞蹈能在现代大都市传播和发展，这个现象让我想去研究它。”
她选择的“田野”在双流。她曾在双流上中学，上学期间，身边有很多同学是从西藏或甘孜州来的藏族。当时她只是好奇，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读书？后来，她发现身边的藏族越来越多。
据统计，大约有8~10万甘孜州人口（包括汉族与藏族）居住在双流，这相当于甘孜州一个县城的常住人口的数量。“双流几乎每个小区都有藏族居住。”
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她开始打入社区内部。她跟藏族同胞聊天、聚会、购物、出游，也在微信群里潜水。有一次，群里起了争执，她说了几句话，就被踢了出来。“田野做久了就融进去了，就想帮人说话，后来想再进群就进不去了。”
有时，他们也一起跳舞。她发现，双流的藏舞比高升桥的更震撼。他们什么音乐都跳，伴曲可以是民族的、现代的，甚至周杰伦的歌，也能跳出藏风。还有蒙古族、尔族的朋友参与，最后发现广场上、房顶上，到处都在跳锅庄。“藏舞现在已经成为双流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化现象。”
据陈丁漫的研究，最初，双流的藏族都住在干休所里，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和外界互动很少。从上世纪90年末开始，户籍制度改革，商品房买卖兴起，许多藏族同胞来双流买房、定居。互嵌式居住格局推动了民族交往的增加。
后来，藏舞经“民间舞团”和老年大学藏舞班两个传播节点而壮大。藏舞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原汁原味的藏族民间舞蹈，而是融合了本地元素和时代特色的城市新舞蹈，舞姿里夹杂着现代舞和健身操的动作。参与者有藏族，也有汉族，着装也很自由。藏舞逐渐演变成双流各族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文化活动。
当然，陈丁漫认为，这离不开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的“文化合谋”，隐含着国家政治、地方精英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礼俗互动。“其实政府非常愿意打造这个名片。双流广场上曾有一块空地，大家称之为‘康巴广场’，是专门划出来跳藏舞的。重大节日时，社区举行联欢活动，各民族就在一起表演藏舞。”
陈丁漫读博期间关注藏族居民的日常生活。后来她研究藏舞，相当于博士课题的延续。她的研究，其实想回应一个问题：人口流动背景下，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藏舞就是一个案例。
“对于少数民族，我们通常去研究他们如何适应城市的文化。但通过藏舞你发现，其实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会改变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
最近，在“2023成都独立书店市集”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社会学和城市研究双学位在读博士刘滢做了一个分享，她问道：我们今天讲“在地”时到底在讲什么？她不是单纯地反对流行术语，而是想让这个词真正“落地”。
她以正在研究的“一介跨学科城市社区项目（社区艺术创享计划CACP）”为例。该项目关注的玉林二巷是一个80年代的老旧小区，它与歌里唱的玉林和游客眼中的玉林格格不入。“用任何一个词去形容二巷，都不是那么恰当。它像一个城中村，但不是城中村，也不是贫民窟。”
玉林二巷的人群由房东、租户、商贩、居民等组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比他们的相同点更多。”在所有人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社会越来越碎片化。“我觉得他们分分钟都想走离开这里，租更好的房子，过更好的生活，只是不得不留在这里。”所以很难说“在地”。
掰扯、梳理这些概念，是刘滢田野调查工作的一部分。去年夏天，CACP项目启动。当时，项目发起方广撒“英雄帖”，想找一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其中。刘滢觉得很有意思，但她只是想了解一下，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去写论文。因为研究者参与到具体项目中，在方法论上有一些问题。
“但这是一个双方的问题，别人愿意邀请，我愿意进来。另外我也想尝试参与，可以做很多访谈，我大概做了有100个访谈。但跟人聊，还是跟实际参与不一样。”于是，刘滢就开启了这种“沉浸式”的田野调查。
她成立了一个“社会不科学小组”，成员来自各个专业，有学医的、学媒体的、学景观的和学交互设计的。CACP项目按照研究方向分了不同的组别，“社会不科学小组”是其中之一。它作用就是对项目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挑刺”。比如一开始，大家会讨论一些电线入地、消防通道扩宽等话题。
刘滢和她的小组表示反对。玉林二巷的道路不足4米，上下班高峰期，水泄不通，要做消防通道，必须把摆摊的赶走。“但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不意味它消失了，摊贩只是去了其他地方。”干净规范是好事，但刘滢觉得，可以提醒大家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跨学科合作最有价值的地方。”
刘滢的研究，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政策、实践和想象。即宏观的城市规划政策、政策执行者及具体方式。至于想象，她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词”。“因为城市更新，本质上不是在探讨新与旧，而是在探讨现在与未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城市更新只是一个滤镜，背后深层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转型。”
2013年，刘滢第一次来成都旅游，那时她刚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后来觉得成都挺好玩，就顺便找了一份工作，本来以为是一个短期工作，结果干了将近4年。那时她住在玉林，步行去倪家桥上班，下班去逛逛菜市场。
当时，她觉得成都很小，南门出了绕城、北门出了一环就很偏。2021年，她再次回来，发现成都变得非常大，天府大道修到了眉山，玉林也不是当初的玉林。她感到震惊，同时认为很有趣。以前，绝大多数对中国城市的研究，都集中在北上广。现在，“我觉得成都也是挺值得研究的。”
其实，从19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的师生，到人类学家施坚雅，再到历史学者王笛，都在成都进行过有意义的田野调查，他们的作品或成果有的已经成为学术经典。在香港的阿博说，当初他关注成都，就是受了王笛《茶馆》的影响。
今天，成都再次成为田野调查的热土，年轻的学者们，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在这块“田野”上耕耘，应该会有不少新鲜、有益的收获。